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5000年）出土的碳化稻谷是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史上的里程碑式发现，其农史学意义极为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刷新稻作起源时间与地点认知：
- 推翻“中国稻作印度传入说”： 在河姆渡发现之前，国际主流观点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印度，后传入中国。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明确的距今7000年前的栽培稻遗存（包括稻谷、稻壳、稻秆、稻叶等），以确凿的证据证明长江下游是中国乃至东亚稻作农业独立起源的核心区域之一，有力挑战并最终推翻了“印度起源说”。
- 确立长江流域核心地位： 将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大幅提前至7000年前（甚至更早），确立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在世界稻作起源地图上的核心地位。后续在长江中游（如湖南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发现更早的（距今12000-10000年）稻作遗存，进一步印证并丰富了这一认识。
揭示早期稻作农业的成熟度：
- 大规模栽培证据：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数量惊人的碳化稻谷堆积（据估算，仅第四文化层堆积的稻谷、稻壳、稻叶等混合物换算成稻谷可达120吨以上）。这绝非偶然采集或小规模试种所能达到，明确证明当时已存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稻谷栽培活动，标志着稻作已成为河姆渡人稳定的食物来源和经济基础。
- 配套农具与技术：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用于耕作、收割、加工的骨耜（数量达170余件）、木耜、骨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尤其是骨耜的普遍使用，表明当时已进入“耜耕农业”阶段，超越了更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效率和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 储藏与加工： 发现大量用于储存粮食的陶罐、窖穴遗迹，以及用于脱壳、碾磨的工具，说明当时已具备较完善的稻谷收获后处理、储藏和加工体系。
证明稻作是定居文明的基础：
- 支撑复杂定居社会： 大规模、稳定的稻作农业为河姆渡人提供了可靠的食物保障，使得他们能够长期定居于同一地点（遗址规模大、堆积厚、延续时间长）。这直接支撑了复杂的干栏式建筑村落、发达的手工业（如制陶、骨器、木器、漆器、编织）、原始艺术（如刻划纹饰、陶塑）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
- 稻作文化象征： 在陶器上发现大量稻穗纹、稻粒纹刻划图案，表明稻米在河姆渡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文化认同的核心元素之一。
提供研究稻作驯化过程的“活化石”：
- 形态学证据： 对出土碳化稻谷的形态学研究表明，它们既保留有野生稻的某些特征（如长芒、易落粒），又具有栽培稻的典型特征（如粒形增大）。这为研究栽培稻从野生稻驯化过程中的形态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 古DNA研究潜力： 虽然碳化过程会破坏大部分DNA，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如古DNA提取技术的进步）使得未来有可能从这些古老遗存中获取遗传信息，直接追溯河姆渡稻谷与现代栽培稻品种的亲缘关系和驯化路径。
推动东亚稻作农业传播研究：
- 河姆渡作为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杰出代表，其发达的稻作技术体系（特别是耜耕技术）对周边地区（如江淮、山东半岛、甚至通过海路影响日本、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河姆渡稻作，有助于理解稻作农业在东亚地区传播扩散的路线、模式和动力。
总结：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及其相关的丰富遗存，其农史学意义在于：
- 实证了长江下游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独立起源中心。
- 揭示了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已存在大规模、技术成熟的耜耕稻作农业体系。
- 确证了稻作农业是支撑河姆渡高度发达的定居文明（干栏建筑、手工业、艺术）的核心经济基础。
- 提供了研究稻作驯化过程、早期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
- 奠定了研究东亚稻作农业起源与传播的基石，深刻改写了世界农业史图景。
因此，河姆渡的稻作遗存不仅是中华农耕文明悠久历史的直接见证，更是人类农业起源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
